国家监察，把扶贫领域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都管住-凯发优惠

老百姓有打“虎”的需求，咱们就打“虎”。老百姓有拍“蝇”的需求，咱们就拍“蝇”。

本周先打“虎”。周二晚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个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紧接着拍“蝇”。周四傍晚，中央纪委公开曝光6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周五，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又通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19起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正如所见，监察委员会成立后，正风反腐的力度不会减。中央纪委这次在通报里就明确说了：“要充分利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进一步加大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的监督执纪问责和调查处置力度，加强对扶贫领域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监察。”

管住扶贫领域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监察法明确了6类监察对象，其中有一类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包括村委会、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以及其他受委托从事管理的人员。这些都成了监委的监察对象。

6类监察对象里，还有一类“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总之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党员、干部或在编人员，在什么地方工作，只要行使了公权力，就会被收进国家监察的大网里。

对基层某些非党员、非干部却手握公权力的人来说，那种没人管、很自在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前段时间，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纪委区监委把振安区的村两委委员、村民组长都叫来开会，某个村委会主任就表态：“区监委的成立，像我这样的村委会主任，即便不是中共党员，也被列入监察范围，时时刻刻受到监督，让我感到沉甸甸的压力和责任。我一定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主动接受监督，做好各项工作。”

把监督触角延伸到老百姓家门口

愿景美好，还得落实。基层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监察对象，怎么把他们都真正监督起来？

上个月底，赵乐际书记到云南调研时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监察职能向基层、村居延伸的有效途径，赋予乡镇纪委必要的监察职能，使全体党员和公职人员都处于严密监督之下。”

现在各地都在探索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北京的做法是，派出街道监察组和乡镇监察办公室，并探索向村(社区)派出监察专员。通州区派出宋庄镇监察办公室组建不久，就有人举报翟里村党总支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邓学东侵吞村集体拆迁补偿款等资金1000多万元。

广西南宁在全市建立了1559个基层廉洁工作站，目前这些工作战已经开展监督检查6794次，发现问题线索并提请核查284件，转立案95件，被当地人称作“家门口的纪委监委”。

科技 监督

在恐慌中煎熬了10多天后，贵州省晴隆县光照镇社保所副所长陈某终于走进镇民生监督组办公室，主动交代自己挪用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当地启用了民生监督查询举报系统后，将所有民生项目、民生资金和民生政策全部上网公开，线下安装了1100多台触控一体机，群众在家门口刷一下身份证，能享受哪些优惠政策、补助金额具体是多少，一目了然。“每天都觉得末日即将来临，实在扛不住了。”陈所长只好主动“投案”。

这个系统，叫做“数据铁笼”。这几年贵州的大数据玩得风生水起。贵州纪委也搞起了纪律监督“数据铁笼”试点工程建设，在民生资金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建立监督系统，实现了资金流转、权力运行的全程记录、追溯和预警。贵州龙里县湾滩河镇摆岑村村民吴光科去年只是在查询机上无意间发现自己的救灾金有问题，随手在系统上发出举报信息，时任村支书王某私自截留4000元的事就被县纪委查出来了。

玩“大数据”的还有四川成都。成都运用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等手段，从扶贫领域、资金使用、项目运行、行政行为等方面深度挖掘线索，精准发现“微腐败”问题。之前金堂县纪委运用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对2017年上半年的9万余条业务数据信息进行“碰撞”比对，就发现22条“可疑线索”。

其实监委使出这么多监督手段，本意并不是为了让更多干部被举报、被查处，而是形成震慑、监督前置，不给干部犯错的机会，对他们其实是一种保护。正如监委的第一职责，并不是打“虎”拍“蝇”，而是通过监督，防止好干部一步步变成“苍蝇”和“老虎”。当公权力都能被规规矩矩地使用，人民群众就能持续保持获得感了。